“我们对你发布的“一名精神女人的执着”视频很感兴趣,想做个专题报道。
”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,假装在忙:“没什么好报道的,就是个精神病患者。
”“我们的读者很关心这类社会边缘人群。”记者不依不饶,
“而且我们查到这位女士是你母亲?”我猛地坐直身体。“你们调查我?”“职业需要。
”记者轻描淡写,“我们愿意支付采访费,五千块怎么样?
”我盯着屏幕上母亲那张被放大的脸,她浑浊的眼睛似乎正透过屏幕看着我。“五千块,
相当于我半个月的收益。”“好。”我不自主的答应。挂掉电话后,
我打开最早发布的那个视频。那是一个月前拍的,画面有些晃动。
母亲穿着那套可笑的“装备”,在超市里偷拿糖果,被保安抓住时她像个孩子一样哭闹。
我躲在货架后拍摄,手因为兴奋而发抖。那是我出狱后第一次回家。推开门的瞬间,
我看到母亲穿着我的高中校服在客厅转圈,嘴里哼着走调的歌谣。她看到我时,
眼神陌生得像在看一个路人。“你是谁呀?我女儿晓雨去上学了,她今天期末考试。
”她说着,把一本字典顶在头上跳起了舞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拍视频。那时,
我出狱后总想着如何赚钱。有一次,在街头看到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机对着路边的小猫直播,
那些围观的人不时发出笑声,还往手机屏幕上刷着礼物。这一刻,我像是被什么击中了,
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我也要直播。当晚那条试水视频就爆了,
评论区充满猎奇的狂欢。第二天我搬回了家里,开始有计划地拍摄母亲的“疯癫日常”,
母亲好像很配合我似的,每次拍摄都很顺利。记者约定的采访在一家咖啡厅。
我特意穿了件像样的衬衫,把头发扎成马尾,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大学生。
李明是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,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着“社会新闻部副主任”。
“能说说你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精神问题的吗?”他打开录音笔。
我按照准备好的说辞回答:“大概是我入狱后。她承...